1948年11月的淮海前线还带着秋末的泥泞，刘汝明站在商丘城外的工事旁，抖了抖沾满尘土的军大衣，身边参谋低声嘀咕：“炮弹只够半天。”他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抬手示意继续挖掩体。那一刻，他已料到自己与蒋介石的距离，比战壕里那道缺口还要深。

追溯这位西北军出身的将领，要从1916年说起。16岁的刘汝明扛着一支老汉阳造，跟着冯玉祥一路辗转直皖、直奉战场。西北军的土炕、小米粥以及“官兵一锅饭”的规矩，让他早早学会用情义管兵。与黄埔系强调整洁营盘、严式操典不同，他更信“兵要跟得住，先得吃得饱”。

长城抗战的罗文峪血战，是刘汝明第一次在全国军报上留下名字。日军三日三夜的炮火几乎把山口削低，他手臂挂血条也不肯后撤，亲自带警卫排夜袭日军机枪阵地。伤亡千余人守住缺口，这段往事后来被许多老兵挂在嘴边，却始终未进蒋介石的嘉奖名册。

进入全面抗战，他的六十八军仍在“杂牌”序列里徘徊。张家口阻击战、枣庄破袭战——每一次都是旧步枪对着坦克集群硬磕。武器差，打法就得活。昼扰夜袭、佯动诱击，这些活络思路后来让敌手头痛，也让他在解放战争里屡屡脱身。

然而“灵巧”并不意味着地位。徐州“剿总”成军时，黄百韬第七兵团换装美械，邱清泉坐拥“五大主力”。刘汝明列队领取补给，只能分到半数弹药，外加几百件杂式棉衣。有人打趣：“黄团长穿皮靴，我们穿草鞋。”他笑笑：“鞋子跑得快才算好。”

鲁西南战役初期，他察觉正面救援必陷包围，果断用一团佯攻，其余部队切至侧后，把两千溃兵带了出来，自己几乎无损。参谋长悄声说：“这回该升了吧？”结果电文里只写“刘部协助有功”，赏银三万，装备零补。

有意思的是，1948年10月蒋介石命刘汝明南援徐州，还专门派嫡系李延年随行监督。行军图纸一层层批，弹药却越批越少：步兵子弹砍去一半，榴弹炮炮弹只够三轮射击。刘汝明照常夜走昼伏，半路还抽出一个营回头掩护友军，硬是在缺粮缺弹中跑完既定里程，但距离徐州仍差一天，被定性为“行动迟缓”。

淮海鏖战最紧的时候，黄百韬被围于碾庄，空军日夜空投；邱清泉弹药告急，南京专机连夜运补；唯独刘汝明的物资单被后方划了红线。对此他只是让军需官把剩余子弹分开装包，每一班各留十发。“打光就用刺刀，”他的声音不高，却透着倔强。

厦门保卫战再次印证了这种尴尬。大嶝、小嶝岛守军展开白刃搏杀时，海峡对岸的补给船未曾出现。阵地失守后，他带着不足三千人撤至金门，再辗转台湾。一纸命令把他降为“中将参议”，没有师旅可管，没有军费可调。

1952年正式退役的那天，刘汝明把佩枪锁进木箱，只带走一本发黄的《战术学》。坊间曾问：比黄百韬机变、比邱清泉悍勇，为何他沦为局外人？答案其实不复杂——不是战功大小，也不是胆识差距，而是派系标签。缺乏嫡系身份，在那个讲究背景远胜于履历的体系里，就像在没有子弹的机枪旁守望，终究注定失语。

刘汝明1975年病逝台北，葬礼低调，悼词不到百字。多年后，研究生把当年罗文峪战报翻出来，才发现那段没有敷衍的行文：“刘师长身先士卒，浴血守隘。”字句干瘦，却比许多空洞勋章更沉重。

2